无论对教培机构如何口诛笔伐，好未来和新东方都是时代的产物，张邦鑫和俞敏洪，都是曾经在巨变之下抓住了命运的企业家，此刻，他们一定也在思考着巨变之下的变化。而作为体育行业从业者，真心希望我们能接住这个「大馅饼」，做强、做大中国的体育产业，真正的让中国成为体育强国，最终实现体育强民的目标。「双减公文」流出之际，港股、美股教育股纷纷暴跌。
港股市场得到消息的时候还存在不确定性，对相关政策也有更好的预期，而等到美股开始，悲观情绪已经逐步放大。
其中，龙头企业「好未来」，收盘下跌创历史的70%，市值一夜之间蒸发了90亿美金，距离今年2月最高点蒸发了550亿美金（3600亿人民币）。其他教育龙头股无一幸免，而在一级市场里的独角兽作业帮、猿辅导，从几百亿美金的估值顶峰瞬间下落，对于教育培训产业，真可谓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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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行业发展是时代的需要
静下心来看，「双减公文」是不是刀刀见血已经不是关键，后续的政策执行我相信也基本毫无侥幸可言。即便能找到一些市场缝隙和新的市场机会，但我们没能力未卜先知。然而，数往知来，想要更好去拥抱未来，不妨先来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的教育改革节点：不难发现，从1977年之后，中国最大的教育改革和事件都和「高校」有关。而除了义务教育，这个阶段中小学重大改革措施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多。当然，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高考制度的变化其实一直在影响着中小学教育，同时也在引导着教培行业的发展。1978年国家公派留学以及1992年深化改革后，越来越多的人想出国，于是就有了新东方这样的出国考试教培机构出现。而后，1999年高校扩招以及2001年高校自主招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入到高校，而他们的父母则在社会上经历一场剧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迅速积累实力，于是好未来的前身学而思，在2003年应运而生。每个人都活在时代里，教育巨头的崛起也是时代的需要，时代的缩影。
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教学大纲是以教育公平化为基础的，加上不断加大的教育资源投入，中国拥有了位列全球前30位的低文盲率（2.67%）。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人口当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5.4%以上；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5%左右；拥有初中文化程度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34.5%左右；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大概是24.77％左右。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速度也拍马跟上。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相比十年前上升了14.21%。而且中国城镇化的主要比例都在东南沿海以及一二线城市，比如深圳、广州，十年增加常住人口分别为713万和597万，杭州增长了323万，苏州增长了228万，就连厦门十年间也增加了163万，增长率46%。以上两段结合来看，公平的教育政策和急速增长的人口、收入与城市化，在一二线城市的北漂、「海漂」们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可能，且作为这个社会的「新精英」，他们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来应对教育开支。即便如此，相对于激增的需求，供给侧，则没有那么乐观——虽然教育资源也在不断提升，但供需矛盾仍然十分明显。2020年，全国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总数为1792万，相比2000年的1193万，只增加了50%，但在同样的时间里，每年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就从95万达到了874万，翻了小十倍。千军万马独木桥，为了能在独木桥上得到先行资格，大量校外培训机构产生了。不管是内卷也好，贩卖焦虑也罢，家长身处在时代洪流之中，他们一定会倾向选择校外的效率培训，因为上升通道中有强烈的竞争。在「双减」政策前，一个理想的设定是将公平普惠控制在义务教育阶段，用职业教育分流，但这个方式也受到了质疑，因为在「初升高」以及「高升本」的分层，会将精英筛选提前，导致普惠教育的提早结束。最终，公平和效率之争在2021年7月23-24日落下帷幕，「双减公文」出台，靴子落地。对此，各类分析文章如雨后春笋，大概的说法就是在现有社会制度下，公平是第一位的。至于教育改革能克服房价、提高生育率、促进消费等等就不予评价了，基本上是从结果倒推现象，相对片面，并不具备完整的逻辑。相比于逻辑性的思考，笔者身边三个典型的群体在此次事件中的反馈，则让这起事件引发的社会思考来得更加的具象化。首先，投资群，哀鸿一片。因为政府管制和市场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公平和效率的PK，而投资追求的是高效率转化的资本化行为，这也是现在投资行业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同时，家长群，众说纷纭。参加了大量培训的家长们蒙圈了，没有校外培训的日子，闲下来的孩子能去干什么？该去干什么？最后，体育群，掌声一片。都说「体育教培的好日子来了」，因为非学科教育培训是原有教培机构转型的最大可能，终于资本会看到这是一个香饽饽——先别急着乐，真的是这样吗？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双减公文」流出当天，历经磨难、百转千回的东京奥运会拉开帷幕。更为巧合的是，为中国斩获首金的杨倩来自于清华大学，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典型案例。于是，体育行业从业者看到了机会，认为「非学科教育里，体育肯定是首选转型的对象」。那么，体育教培究竟能不能接住，教培行业变革之后的「大馅饼」呢？前几次教育改革的机遇从何而来？其实答案很明确——高考是指挥棒。高考的方向引导了教育体系的方向，同时高校的变化又影响了就业或者说职业的变化。一篇流传度不错的网文提出一个观点，指出「双减」是政治需要，是在下一盘未来的发展大棋，而教育改革是破局的一个重要的点，是「high morals」，虽然对文中很多观点尤其是论证方式无法苟同，但理解政府对国家发展的思路是必不可少的。进一步分析，如果还是以高考为指挥棒，体育教培的两个现有出口，都存在问题。高考以及高等学府中，对体育特长的认可和接受度到底有多高？2019年，中国一共有287所高校具备高水平运动队资格，不到全国高校总数的10%。而2017年教育部颁发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了几点：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比例不得超过本科招生总数的1%；具备建设条件的高校所举办运动队项目数原则上不多于5个。录取条件中一共三类考生，基本上条件都是较为严苛的，壹类和贰类考生就是专业运动员是高水平运动队录取的主要生源，在这个条件之下，每年能进入高校的体育专业生源少之又少；除了原有的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之外，每年还有大量的体育专业毕业生。根据查到一份期刊文献的数据显示，重点体育院系一次性就业率不超过20%，普通体育院系一次性就业率不超过10%。原因很简单：社会上的相关工作岗位过少，体育行业整体规模不够大，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够多。其次，我们需要回到教育普惠公平 vs 精英效率之争的讨论中。从长期发展角度，我们需要的体教融合，不是专门给体育行业培养人才，是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强健体魄，综合发展。此次「双减公文」里将学科教育的校外培训基本封死了，但给非学科教育校外培训留下了开口，似乎是给了体育教培机构一个机会。但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小学阶段中如果在体育锻炼花了大量时间，在短期内肯定没法应付小升初、中考的学科考试需要。这种情况下，体育锻炼培训的性价比，远不如学科类培训。还有一个重点的外部因素一直没有被重视，但确实存在，即文化基因和社会舆论导向。自古以来，我们更像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体育则只是「增强人民体质」。上一辈经历的体育锻炼较少，到了笔者这一代，也是高中以后才有一定的专项体育锻炼。而下一代呢？他们从小确实有更多的体育锻炼，但体育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这个导向将随着90、0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人群而渐渐改变，当然前提是舆论的导向是把体育真正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抛开外部状况的转变，不管是主流的教育体制改革，还是社会文化的变迁，主流消费人群的变化，在我们看来，在时代的洪流，或者说「大馅饼」面前，体育教培行业要做的，仍然是「反求诸己」，从自己身上找到破解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角度，我们本身在计划一篇更为微观、细节的内容，但没想到靴子落地的太快，因而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我们不做太多展开，仅仅提供更多思考的维度，更细节的呈现留给下一篇内容。中小学的体育课提供的是公平教育内容，所以体育课基本上还是游戏课，这个差距其实比学科教育要大，校内学科教育的内容基本满足了基础教育的需要，而校内体育课无论从师资还是教材，都而无法满足真正的体育教育需求。在校园内，目前可能做到的只有基础的体质、体能训练（目前也大部分很难做到，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少儿体适能教培机构），但专项训练可能只有几个大项如足篮球的部分内容可以在校园里完成。所以，这就要求从教育部、体育总局能真正的精诚合作，制定出真正适合中国中小学以及高校的体育教育大纲，同时能提供足够的经费，满足校内建设专项运动队训练和比赛和需求。众所周知，外部体育教培机构目前在市场的规模都不大，除了消费人群较小、教学能力标准化、教练水平及供给量等等原因，体育教培机构和学科教培机构最大的差异在于培训场地，学科制教培机构的场地坪效完全高于体育教培机构。体育总局2019年发布的《2019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只有2.08平方米，而美国和日本分别是16平米和19平米。而社会机构持有的场地面积，则不到整体面积的20%。所以，中国体育教培机构没有任何一家能把规模做大，也没有好的盈利性。
数据来自企查查
这里的案例是，在主要场馆被政府收回后，体育教培龙头企业万国体育的收入和利润产生了巨大下滑，冰球教培龙头华星辉煌、橄榄球教培龙头巨石达阵都濒临倒闭或者基本破产，也与场地问题有巨大的关联。这些诸多问题，也提出了一个关键命题，体育场地建设、现有场地开放以及场地的使用效率提升都是必须做好的事，不要把每年的体育支出放在大型场馆建设，而是真正的将全民体育的场地问题解决好。如何厘清校内教育培训和校外教育培训的关系，是所有教育培训必须要面对的，而体育教育培训是唯一一个经过全球验证的模式。在欧美的教育体制中没有校外学科培训，而日韩虽然有，但是日韩的学校体育教培能力也是远超中国现有状况的。无论是哪种体系，在体育教育培训上，校内需要做好基础的体能体质培训，兼具专项训练，而社会体育教培机构满足的是专项的普惠训练与升级的专业训练。然后，再回到教育体系里，或者同时在职业体系的梯队中双轨发展，最终和市场化的职业体育接轨，形成一个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不是绝对对立的，但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作为体育行业尤其是体育教培行业的从业者，想要抓住教改的大潮，一定要明确一个基本点：不要看到学科制教培行业的受限，就认为体育的机会来了。这些准备，绝不仅仅是我们现有手里的这些场地、学员、教练就能承接住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这里包括对政策背后的理解，对政策执行带来的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和提前布局，包括改变在原有环境下的思维定式，以及合理利用社会公益以及资本的力量。无论对教培机构如何口诛笔伐，好未来和新东方都是时代的产物，张邦鑫和俞敏洪，都是曾经在巨变之下抓住了命运的企业家，此刻，他们一定也在思考着巨变之下的变化。而作为体育行业从业者，真心希望我们能接住这个「大馅饼」，做强、做大中国的体育产业，真正的让中国成为体育强国，最终实现体育强民的目标。
特约作者：苏毅
体育行业投资人
